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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廷桢生平介绍

邓廷桢(1776-1846),字维周,又字嶰筠,晚号妙吉祥室老人、刚木老人。汉族,江苏江宁(今南京)人。祖籍苏州洞庭西山明月湾。清代官吏,民族英雄。嘉庆六年进士,工书法、擅诗文、授编修,官至云贵、闽浙、两江总督,与林则徐协力查禁鸦片,击退英舰挑衅。后调闽浙,坐在粤办理不善事戍伊犁。释还,迁至陕西巡抚。有《石砚斋诗抄》等多部著作传世。江苏南京市有“邓廷桢墓”可供瞻仰、凭吊。>>查看邓廷桢的诗词古文

纪念地

邓廷桢墓在东郊仙鹤门外红旗农牧场邓家山麓,墓背依灵山,正对钟山,周围松竹环抱,1982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省里拨专款,南京市文保部门和栖霞区文化局精心组织设计、施工,维修后的邓廷桢墓,墓冢为水泥质,呈半圆形;墓前立有石碑,正面刻:“清两广闽浙陕甘总督邓廷桢之墓”,背刻:“重立碑记”,叙记邓廷桢的简历和功绩。

生平

  邓廷桢原籍江苏吴县西山,嘉庆六年(1801年)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,屡分校乡、会试,历任浙江宁波,陕西延安、榆林、西安诸知府,湖北按察使,江西布政使,陕西按察使等职。道光六年(1826年)任安徽巡抚,至道光十五年升任两广总督。1836年6月,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。他开始甚表赞同,认为“弛禁通行,实于国计民生,均有禆益。”后因受朱嶟、许球力主禁烟的影响,且目睹鸦片祸害严重,自1837年春即由弛禁转为严禁,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,“无分雨夜,加劲巡查”,“奋勇兜擒,尽法惩办”。1839年初上奏道光帝,决心与钦差大臣林则徐“共矢血诚,俾祛大患”,并积极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走私,收缴鸦片,添置木排铁链,整顿海防,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。道光十九年十二月(1840年1月)调任闽浙总督,购洋炮,建炮台,招募练勇,出海巡缉,加强守备。7月,英舰进犯厦门,他亲督水师水勇击退侵略军,嗣因投降派诬陷,与林则徐同时革职,充军伊梨。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反对割让香港大臣。后起用为陕西巡抚、陕甘总督,在西北大力组织垦荒。1846年卒于任。 善时文,犹精于音韵。所著笔记和诗词并行于世。有《诗双声叠韵谱》、《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》、《石观斋诗抄》、《双砚斋词话》等。此外,他是著名的书法家,还工书法,擅写小篆及楷、行诸体,尤以小篆最精。南京市博物馆藏有他玉筋体小篆《说文叙辞轴》,是他晚年从伊犁获释,与挚友林则徐分别时所作,用笔园劲匀称。从端正秀丽中,可看到他刚正不阿的气质。

从“弛禁”到果断禁烟
  道光十五(1835)年,邓廷桢任两广总督时,鸦片早已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,大量非法输入中国,造成国内烟毒泛滥,白银外流,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。对鸦片贸易是弛禁还是严禁的分歧意见已经开始出现.道光十六年四月(1836年6月),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》正式提出了弛禁论主张,道光皇帝收到许乃济的奏折后,特批给邓廷桢和广东巡抚祁贡、粤海关监督文祥议复。他们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(1836年10月11日)联合上奏,表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,认为许折“胪陈时弊,均属实在情形”,“如蒙俞允,弛禁通行,实于国计民生,均有裨益”,并提出了弛禁的具体办法九条。邓廷桢等的这个驰禁章程,把许乃济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,并准备付之于实施,它使鸦片入口、运输、种植完全合法化,当时在广州广为传布,产生很不好的影响,“贩食之人,无不欢欣鼓舞,明目张胆”。但是,随着形势的发展,在鸦片贸易要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,特别是许乃济弛禁论遭到朱嶟、许球、袁玉麟等人的批驳和正义舆论的谴责后,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,邓廷桢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弛禁主张,认真执行严禁政策。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,他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,通过十三洋行总商伍崇曜通知英国商务监督,命令所有停泊在内洋、外洋的鸦片趸船必须全数回国,不得逗留,更不能进入广州港口。但是,由于英国不肯轻易放弃他们鸦片贸易得到的巨大利益,而继续进行猖狂的走私活动,又由于官吏们暗中受贿,与鸦片走私贩勾结一起,狼狈为奸,因而执行不力,实际上没有收到实效。

加强海防面对挑衅
  道光十七年(1837年)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与鸦片贩子查顿、颠地、马地臣等蓄意破坏鸦片禁令,敦促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派兵舰来,以武力威胁中国开烟禁,以扩大鸦片贸易和使之合法化。在义律的支持下,武装鸦片走私船再次窜进黄埔港,私售鸦片。邓廷桢严厉谴责义律的无理挑衅,并指名要他交出并驱逐查顿、颠地、马地臣等九名鸦片贩子出境。然而,义律的强盗行为正是与鸦片贩子共同谋划后进行的,他依赖武力为后盾,既抵赖不交出鸦片贩,也不驱逐他们,对此,邓廷桢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,迫使义律的威胁无法得逞,不得不自动退出广州。这一年内,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马他伦率兵舰“窝拉疑”号等五百余名士兵及随军家属到达澳门,声称以商务监督身份来稽查贸易。邓廷桢下令各水、陆师严格把守各要塞隘口,并严加巡防,又严正声明马他伦要进广州不合中国法令,坚决把马他伦赶走,使马他伦的武装挑衅不能得逞。
  邓廷桢认真组织广东的东、西、中三路水师加强海防。督促水师提督关天培在沙角设提督署驻守沙角,密切监视和控制中路海口,并与关天培涉海登山,周密设计虎门三道防线的建设。又明查暗访和封闭了数百个内地窑口,捕获走私和滞留在内河、内洋的船只,禁阻内地走私船和任何船只与那些长期停泊在内、外洋的鸦片趸船靠近,使英国鸦片趸船无法出售鸦片。

同林则徐合作销烟
 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(1838年6月)鸿胪寺卿黄爵滋奏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》后,道光皇帝从封建统治的利益考虑,特别是看到林则徐在他的禁烟奏折里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以后,便决定采取严禁政策,一方面将公然倡导驰禁论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,另一方面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,赴广东查办鸦片。并命令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等振刷精神与林则徐和衷共济,协同办理。邓廷桢得知林则徐要到广东,十分兴奋。当林则徐在往广东途中,邓廷桢写信给林则徐立誓“所不同心者有如海”,表示愿“合力同心,除中国大患之源”。
 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月(1839年3月10日)林则徐到达广州,开始禁烟。邓廷桢予以积极支持,和林则徐进行了密切配合,成为林则徐在广东推动禁烟的亲密合作者。他们在短期内缉拿了内地鸦片烟贩,查抄了窑口,打击和驱逐了武装鸦片趸船,在虎门亲自监督缴收了二万余箱、袋,二百多万斤重的鸦片。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(6月3日至25日)在虎门海滩进行销毁,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禁烟的正义性。在虎门海防的建设中,邓廷桢经常陪同林则徐往各海口视察、研究,提出建设性意见,相互配合得很好。

出任云贵和闽浙总督
 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(1840年1月)清政府调邓廷桢任云贵总督,旋改调两江总督,尚未到任,又因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报福建禁烟和海防需加紧查办,改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。并特派吏部右侍郎祁隽藻、刑部左侍郎黄爵滋查办,“并筹图防守事”。
  邓廷桢由广东到福建,积极加强海防建设。他与祁隽藻、黄爵滋等根据福建海岸地形的特点,研究、决定在厦门岛南部突出海面的胡里山,建起一道五百丈的石壁,并于石壁后建筑营房、建筑灵活实用的炮墩。在厦门岛安置了一百门铁炮,又在对面的鼓浪屿、屿仔港等处安置一百六十余门铁炮。还调动漳州、同安、兴化、延平陆路兵勇协同防守,大大提高了福建厦门岛一带的海防能力,把他从广东购置的十四门洋炮也都使用上。英国侵略者称之谓“长列炮台”。他们还制定了新的海防章程,责成水陆师共同负责,在海面夹攻或配合夹击来犯的英国武装商船和兵船,并围追堵截内地鸦片贩,遏制他们与英国鸦片贩子的勾结倒卖鸦片的活动。邓廷桢在查禁鸦片的同时,还惩办了漳州、泉州等地使用进口洋钱和私自化银铸钱的罪犯。
  在闽浙总督任内,邓廷桢鉴于福建、浙江军备松弛,防御能力单薄,海防不严,特下了一番大功夫进行整顿。抽调了熟悉海防形势、水性的水师官兵,又招募了大批水勇加强防范措施。他一边在泉州招募兵勇加强训练,一边注视着浙江海防的变化,并准备亲自往浙江督战,以后因道光皇帝另派钦差大臣伊里布赴浙江办理军务而作罢。邓廷桢在广东和福建查办鸦片,推动禁烟运动和建设海防方面都作出了成绩。然而,英、美鸦片贩子在其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下进行武装挑衅,蓄意破坏禁烟运动,加以国内投降派和内地鸦片贩子设置重重障碍,以致邓廷桢等未能达到杜绝鸦片贸易,根除鸦片输入的目的。

忠臣报国无门
 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(1840年9月28日),在投降派的陷害下,道光皇帝下令革了林则徐和邓廷桢的职,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并接替林则徐为两广总督,令邓廷桢立即由闽浙总督任内折回广东听候处理。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到此实已告终。
  琦善在与义律谈判的过程中,曾以厦门、香港是否可以让给英国作商埠事与邓廷桢商议,邓廷桢极力反对,他说:“厦门全闽门户,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,且澎湖、台湾之在厦东者,声势为所隔绝,不得联络,其害至深,固万无许理。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,外环尖沙嘴,裙带二屿,夷船常藉以避风浪,垂涎久矣,今一朝给与,彼必筑建炮台,始犹自卫,继且入而窥伺,广东货船鳞泊黄埔,辎重在焉,其白黑夷之居吏馆者以千百计,皆香港应也,与之良非所便”。
 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(1841年1月7日)义律突然袭击沙角、大角炮台,虎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。邓廷桢和林则徐此时虽都已革职,但出于爱国之心,他们又亲自到两广总督署敦促琦善派兵支援,琦善竟以“无话商量”而置之不理。
 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(1841年)道光皇帝颠倒是非,谴责邓廷桢在广东任职多年,懈惰因循,不加整顿,所设排练空费钱粮,全无实用,以致虎门之役不能抵挡。对他从重处理,发配伊犁以效力赎罪,直到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闰七月才被召回,赏三品顶戴任甘肃布政使,派他到银川、洮陇、酒泉等地勘察荒地。邓廷桢认真勘察,查出荒熟地一万九千四百余亩,番灵地一千五百余顷,宁夏马厂归公地一百多顷⑧。熟地升科,荒者招垦,被赏二品顶戴。道光二十五年 (1845年)调任陕西巡抚,署理陕甘总督,后又回任陕西巡抚。在此期间,他始终与林则徐保持着联系。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(1846年4月15日)病死于任内,终年七十一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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